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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花呗怎么立即提现 提现吗:元旦小长假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33亿人次


2018年01月24日 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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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势必无法发挥出预想的作用。国际保理应用到工程建设、产业升级中去,是迫在眉睫的。而这样的国际保理业务模式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的,因为既有的国际保理都是建立在商品贸易上的。但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大发展的过程中,国内保理在非商品贸易行业已得到了较大的创新应用,并可为国际保理提供有益的借鉴,令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互联网经济下的保理业务的发展趋势。在互联网大潮的席卷下,作为保守传统行业代表的商业银行也不得不紧跟浪潮。但由于商业银行自身的内在属性要求(安全性第一)和严监管下的行为、思维惯性,无法通过自身平台达到与互联网金融公司一样的灵活、便捷性和客户体验。银行本身To C端(个人客户)的保理业务很难短时间内走出实验阶段。从美国经验看,To C前五大企业与To B(公司客户)前五大企业相比,基本上体量是相当的。这主要由于美国处于更成熟的经济阶段,企业知识性销售为主,To B端的服务更易于接受和发挥作用。鉴于To B端业务开发周期长,客户一旦运用粘性会加大,故To B端保理业务才是银行保理的主战场。要用互联网解决效率改进问题,用金融解决资本配置问题,都取决于企业、银行的信息化程度,以及数据积累的水平。就2018年的“互联网+保理”而言,商业保理公司应更加着力在To C端的保理业务拓展上;而银行则应立足自身看好的行业,建设好TO B 端保理线上平台。就后者而言,如能在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增加闲置资金收益)、增加销售机会任何一方面产生功效,则To B端保理业务会蓬勃发展起来。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我国将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主张。保理作为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金融产品,在其经历了一个粗放发展的时代后,2018年将作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开局元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中国外汇。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新岭域集团(00542-HK)公布,公司香港主要营业地点已更改为香港九龙红磡红鸾道18号祥祺中心A座11楼1101室,由2018年1月22日起生效。01   信用证:焕发生机  作者/阎之大闫之大丨ICC DOCDEX专家,ICC CHINA信用证专家、保函专家,招商银行高级结算师,单证中心专家组专家、组长  闫之大丨ICC DOCDEX专家,ICC CHINA信用证专家、保函专家,招商银行高级结算师,单证中心专家组专家、组长  要点:  随着全单据电子时代的到来,信用证制单、交单、审核与流程处理的便利化及标准化将进一步提升。这些都将使信用证业务焕发新的生机。  2017信用证:完善中发展  ICC《2017年贸易融资报告》显示,在使用SWIFT电文中信用证格式方面,2016—2017年亚太地区持续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同期,中国在进出口业务中信用证的使用率继续名列前茅。在凭依融资方面,跟单信用证高达41%,保函与托收分别为22%与19%,备用信用证则仅为7%:跟单信用证仍是贸易融资最常用的方式。  盘点2017年信用证领域,有三个大事件:一是ICC分别于雅加达和伦敦召开了两次年会,讨论通过了TA.864—TA.878rev等十几个案例,就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出具了重要意见,丰富了ISBP的内容,补充了单证审核的标准。二是对UCP600是否需要修订进行了讨论。根据调查分析,ICC认为,目前所反映的问题均属于对惯例与信用证实务理解不到位的问题,而不是UCP600过时。据此,ICC在2017年4月的雅加达会议上表示,暂不对UCP600进行修订。三是2017年ICC发布了eUCP2.0与eURC1.0征求意见稿。eUCP2.0与eURC1.0的发布,加之BPO电子交单规则的实施,可以说已经到了国际结算全电子化的临界点。  2018信用证:焕发新生机  关注ICC处理案例的趋势  尽管UCP与ISBP建立了一定的审单标准,但并不代表UCP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对因此而产生的争议或疑问,就需要ICC出具案例意见或决议,用以解决个案争议,并引导对UCP原则与ISBP标准的正确理解。鉴于中国是使用信用证进行结算的最大国家,因此,中国的银行业和进出口企业需要对ICC处理单证纠纷的思路与总体趋势有一定的了解。  笔者分析了ICC自2012年多哈会议至2017年伦敦会议期间通过的约120个案例与近200个问题出具的意见,发现所提不符点最终成立的比例不到20%。其中2013年的维也纳会议与2016年的巴黎会议所涉20多个问题,最终结论中没有一个不符点成立。这表明,ICC坚持“信用证是付款工具”的传统观点,特别是考虑到信用证业务近几年逐渐下滑的现状,轻易拒付会增加信用证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信用证的使用率。了解ICC案例处理的这一思路与趋势,对银行与企业从宏观上把握单证是否相符的尺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信用证项下拒付须十分谨慎,除非有确定的实质性不符,否则不要轻易拒付。  关注ICC最新案例意见的影响  ICC每年都会结合咨询或实务纠纷出具案例意见。这些意见或是对UCP的解释,或是建立了新的ISBP标准。其中一些新的观点与标准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诸如下述案例所反映的ICC意见,对单据缮制与审核便极具指导意义,需要单证人员及时加以掌握。  TA767rev:信用证要求副本AWB(空运单),同时在47A特殊条款中规定,启运机场为ANY AIRPORT IN SWEDEN。提交的副本AWB未标明启运机场,开证行拒付。按照惯常的理解,副本空运单不是运输单据,只要单据内容与信用证及其他单据不矛盾,缺少启运机场不是不符点。但ICC认为:副本AWB虽不是UCP600所指运输单据,但却是信用证要求的单据。信用证规定了具体机场,该副本没有显示与其具有强烈关联的机场信息,就是与信用证的规定冲突,构成不符点。ICC的这一观点,强化了对副本运输单据的认识,纠正了“只要与其他单据不矛盾,缺少内容信息不是不符点”的误解。  TA770rev2:针对“ANY CHINESE PORT”是否包括“HONG KONG”的问题,ICC观点虽经反复,但最终确定:在信用证业务中,“HONG KONG”属于“ANY CHINESE PORT”。这就提醒中国企业,如果合同中的装卸港中不包括“HONG KONG”,则信用证应进行明确,如规定为“ANY PORT IN CHINESE MAINLAND”。此类意见与企业进出口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需要银行和企业,特别是企业予以特别关注。  TA.796rev:LC规定从“ANY NORTH EUROPEAN PORT”装运,提单显示的装货港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由于所谓“北欧”系政治地理概念,指丹麦、瑞典、挪威、芬兰与冰岛,不包括比利时,因此开证行以港口不符拒付。ICC分析中提出了非常独特的观点:不应用外部资源确定单证是否相符,并以此确认是信用证规定不清晰,装货港显示为安特卫普不是不符点,由申请人与开证行承担风险。“不应用外部资源确定单证是否相符”是一种新的原则,对从宏观上理解UCP的精神,确定不符点是否成立,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对此,单证人员应予以重视,建立自己的单证观。  反洗钱与制裁条款的影响及ICC意见  根据ICC的《贸易融资报告》,90%的受访者认为,反洗钱和KYC方面的监管要求,是阻碍贸易融资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与贸易融资相伴而生的信用证业务,同样受到了影响。银行违反监管要求的后果非常严重,常常招致天价罚款或被限制业务开展。鉴于此,银行在信用证中加列免责条款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比如,有的信用证就含有“美国政府针某些国家、个人、企业和船舶采取了一定的制裁措施。在相关制裁措施下,我行作为开证行被或将被禁止安排付款或叙做其他业务”之类的条款。这样一来,不仅给出口方的货款造成风险,同时也将参与银行在惯例下的审单责任从表面相符扩大至“合规相符”。  那么,开证行在信用证中加列此类条款是否违反了信用证独立性原则,因而对相关方不具约束力呢?此类条款是否因其属于非单据化条款银行可不予理会?另外,反洗钱与制裁是否属于不可抗力,银行对因此造成的后果是否可以免责?  TA.752rev 3及TA849rev3中曾涉及信用证加列制裁免责条款的问题,ICC于2014年也发布过关于信用证制裁条款处理的指导性意见。ICC的态度是不鼓励信用证中加列此类款。如果加列,不能与法律、法规抵触或超越法律、法规的范围,同时也不得影响信用证的独立性和不可撤销性。虽然此类条款属非单据化,根据法律法规超越UCP的原则,即使信用证无此类条款,银行也必须遵照执行,不得不予理会。根据UCP的规定,天灾、罢工等才属于不可抗力,因此营业中断导致信用证失效,银行不再承担责任。反洗钱与制裁并非不可抗力,因而UCP的这一规定并不适用。  由于反洗钱与制裁规定带有强制性,相关银行通过筛查发现信用证项下交单违反该条款时,即便单证相符也可能不能付款,有的则直接予以拒付并退单。针对此种情况,出口方银行应谨慎融资,完善数据库和筛查系统,对单据中的申请人、受益人、国别、港口、运输工具等进行全面甄别;同时,做好KYC工作,透过单据表面了解交易的真实情况。  非银行机构开证的影响及ICC意见  根据ICC China 2016年12月的通报,我国江西与浙江两企业在信用证项下出口新西兰遭受诈骗:依据UCP600和通过SWIFT MT700开立的信用证,虽交单相符,但开证行到期并未履行付款责任。最终获悉开证者并非银行,而是一家BUILDING SOCIETY。此类开证者不属于新西兰央行监管范围,央行很难采取有效制裁措施。  按照UCP的定义,信用证系由银行开立,那么非银行是否可以依据UCP开证呢?ICC在R177案例中表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非银行机构根据UCP开立信用证;同时在R505中也表示:非银行机构依据UCP开立信用证并不违反UCP原则。另外,从常用的信用证开立平台SWIFT含义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来看,有资格加入SWIFT组织并接入SWIFT系统的机构也包括一些非银行参与者,比如GE。由此可见,通过SWIFT发送的信用证其开立者也并不限于银行。  然而,非银行机构依据UCP开证,是否受该规则的约束,开证者是否像银行一样承担单证相符必须付款的责任?针对这一问题,ICC在R505的结论中明确指出:非银行应像银行那样适用同样的审单标准,仅凭单据表面而不是依据基础交易或是否能得到偿付,承担对相符单据付款的责任。  基于UCP允许信用证修改或排除其条款,非银行依据UCP开证并无不可。但是,正像ICC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受益人接受此类信用证可失之谨慎,毕竟非银行开证人在信誉、实力、对统一惯例的执行能力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以及破产倒闭的风险。ICC提醒,不管开证者是银行还是非银行,破产倒闭是法律层面的事,应由受益人承担后果,除非信用证有保兑或信保。为避免非银行开证给受益人带来的风险,或便于受益人对非银行开证人的风险进行评估,SWIFT组织于2004年决定,通知行与转让行在通过MT710与MT720通知及转让信用证时,第52D栏需说明开证者的非银行身份。这与R505中提出的要求类似:对于非银行所开信用证,若电文的ISSUER标志为“ISSUING BANK”,或给人的印象是银行,建议通知行明确指出其非银行的性质,以免出现误导。  信用证的未来  根据ICC《贸易融资报告》,尽管2016—2017年度通过SWIFT发送的信用证报文流量仍呈下降趋势(降幅为3.62%),但笔者认为,这并不代表信用证业务在绝对萎缩。一直以来,相关统计均将信用证业务量与贸易总量对比,尤其是与TT汇款量进行对比,并发现信用证份额在逐年下滑,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信用证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其实,这种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误区。  所谓信用证,是贸易结算中交易双方因欠缺信任从而引入银行担保。这种信任的缺失往往是由双方熟悉度、政治与经济环境、动乱与战争等因素造成的。但随着双方交易往来的增加、国际形势的平和、政治与经济环境的稳定,贸易双方的互信度自然会增加,贸易双方脱开银行担保转向费用低廉的TT汇款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此外,国际贸易中一直是买方占主导地位,卖方为扩大市场销售不得不选择货到付款甚至赊销,也会导致TT份额的增加。因此,用TT份额与信用证份额对比从而得出信用证衰落的结论,理由并不充分。  合理的方式是将信用证、保函、托收、保理、支票、汇票这样的平行结算方式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信用证业务量仍十分突出,不但在基础规则与法律特性方面具有独特地位与重要的引领作用,而且还对贸易融资与产品研发起到了生发器的作用。而信用证与合同分离的独立性、仅从表面审核单据的抽象性、欺诈例外与欺诈例外的例外原则以及担保与结算功能的均衡等,对保函、托收、保理、国内信用证及相关产品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围绕信用证而生的打包放款、议付、福费廷及供应链融资,甚至国内信用证与BPO新产品,都是信用证功能的延伸。可以说,只要有贸易,就需要银行担保与融资,承载担保与融资功能的信用证也就不会消失。特别是
  “材料出政绩”歪风何时停  “说总比做容易,干得好不如说得好。”“总结材料很重要,无论干得怎样,都要包装好。”近日,记者在东南沿海某县调研时,了解到有的基层领导持有“材料出政绩”想法。  类似现象在很多地方普遍存在。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重要批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对照披露的10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老问题”,可见有些地方、部门年终岁首作工作总结时,存在这样的问题:总结材料机械照抄,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放在“材料美化”上……这种“美图秀秀”的做法,正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必须严肃纠正、坚决刹住。  “工作干得好不如材料弄得好”  对一个地方、部门而言,年终总结考核是总结工作经验、推动工作落实的一个非常必要且重要的方式方法,不仅能检验一年的工作成效、发现不足,还可以吸取经验教训,为制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奋斗目标提供参考。  但是,当下有些地方、部门在年终总结考核中,却背离了应有的本意,走了样、变了味、失了效。  沿海某县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对总结汇报材料特别重视,常说,实际工作干得如何,得靠一份“高大上”的材料来体现,“谈成绩要浓墨重彩,写出特色、彰显亮点,谈问题用一些‘不够到位’‘有待提高’之类的词语,简要带过”。  诚然,“好酒也怕巷子深”,总结材料写得“精”,能生动反映一个地方、部门的工作成果。但是,一些地方、部门却将总结变成“粉饰”,讲成绩夸夸其谈甚至夸大其词,对不足和问题遮遮掩掩、雾里看花,看上去长篇累牍、辞藻华丽,实际上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更有甚者,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工作年年如此,总结无非走个过场。为了交差,或“参考”以往的总结来个“以旧换新”,或网上搜索一下改头换面来个“暗度陈仓”……正因如此,每到年底,网上诸如加入会员分享材料、“枪手”代写总结等生意特别火爆,很多总结成了毫无实质内容的“八股文”。对待总结如此,对待工作的态度如何,可想而知。  写总结尚且应付,对待考核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017年12月18日,浙江日报一篇题为《通宵做台账,到底为哪般?》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报道中提到,有的乡镇干部为通过当地一项卫生镇创建的验收,连续一周熬夜加班,整理制作80余本台账。这样的事例,绝非个案。一些基层单位为了检查考核能顺利过关,召集人马加班加点“搞”材料,该“补”则“补”,该“造”则“造”,力求把材料整得“多一些”“厚一些”,而且还附上材料目录,装进崭新的档案盒,以表面的精细来证明工作的完美。  这种做法,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基层干部也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制作各类材料台账还是一笔不小的财政负担。人民日报披露,中西部一个贫困村因一项扶贫检查考核,一年花在打印上的钱不少于2万元;一个乡为迎接检查团,仅打印费就花了10多万元。  记者调查中发现,还有一类现象值得警惕:为了应付检查、考核,在工作过程中刻意留下一些“痕迹”,但不注重任务落实和实际成效。这类现象,被干部群众反感地称为“痕迹形式主义”。  调研中,有基层干部悄悄向记者“面授机宜”:比如,一项工作要求单位一把手履行主体责任,那就列出长长的责任清单,至于清单上的责任事项做得怎么样,有没有效果,没人过问;又比如,一项工作要求单位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就把心思放在开会部署上,把会议纪要做得既严谨又齐全。至于落实情况如何,无人细究。等到年终检查考核时,材料往台上一摆,样样“拿得出手”。  “材料出政绩”本质是“好大喜功”  “人来一座宝库,人走一筐废纸。”对年终考核总结“材料出政绩”的歪风,许多基层干部这样形容。  追究“材料出政绩”歪风背后原因,一些领导干部的利己主义思想和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是个重要因素。与埋头苦干换来的实打实的成绩相比,纸面上的东西,好做易做,“加个班,写一写、画一画”,就可以“好看、出彩”,不仅能轻松过关,也容易博得上级领导注意。  华东某县一名基层干部对记者说:“曾有领导告诉我们,一项工作,你做了,但没有形成总结材料,就不算真正做了;你有材料,即使没做,别人看来你也是做了的。”  持有此类观点的并非少数。  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把“捏造”材料看得比抓落实还重要,喜欢把说的当成做的、把计划当成现实、把思路当作成绩……于是,“兵马”未动、“材料”先行。工作开展没几天,“成果”已显现;任务刚下达,“成效”就有了;创新思路才确定,“经验”已总结好。  东北某县县政府办公室秘书科科长薛某告诉记者,月初市里召开了营商环境大会,制定了系列措施来改善营商环境,可是不到一周,市里就让县里征集汇报亮点。县招商局的一个负责人对他抱怨:“短短几天,哪能那么快有亮点?”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搞“美化材料”,不是图政绩,而是以此来规避责任。这样的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日里抓工作习惯于开会部署,没有真抓实干。到了考核的时候,靠总结材料“画龙点睛”。一篇总结洋洋洒洒好几页,一沓沓材料堆积如山,甚是壮观。其实一来是害怕工作没做好挨批评,二来是担心材料太少被扣分,居于末位被追责。  “年终总结考核结果很重要,往往成为干部职工评先评优、干部推荐以及其他待遇的参考依据。一旦与利益挂钩,难免有人念歪经。”有基层干部对记者说。有的上级主管部门年初制定一份厚如一本小工具书的考核清单,涵盖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且各指标又下分多个考核小项,罗列考核内容、标准、分值,但考核方式基本上还是听汇报、看材料,至于能否检验工作实效,无暇顾及。这样一来,一些单位疲于应付却不得不做。西部某县的一位部门负责同志就坦言,每年一到10月就得着手准备各类年终总结考核材料,年底两三个月真正聚焦主业的时间可能不超过30%。  由此看来,“材料出政绩”的歪风之所以盛行,与上级不无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基层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下面,而在上行下效”。有的上级主管部门在制定考核方案时,把“材料”作为考核的重要标准,导致下级单位平时工作不用心、不出力,一到考核前就忙着整材料。而这又使得更多人加入“材料出政绩”行列。有的上级检查考核组,不是直奔一线看现场,而是习惯于进会议室,看材料、听汇报。最终,工作好不好,全看材料美不美;考核优不优,全凭汇报行不行。假如上级在检查考核时能深入下去,多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想必下级也不敢把精力花在材料“包装”上。  还有人认为,“材料出政绩”不同于其他问题,即使被看出破绽,一般也不会“雷霆大作”,可以说是“风险低、见效快、效果好”。但这样的“成果”,如何能真实反映工作成效?如何能让群众信服?  狠刹歪风需多管齐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形式主义,势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助长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心理和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  如何告别年终总结考核中的形式主义?需上下两头同步发力。  考核单位应把考核指标设置得更科学、可操作性更强一些,加大对平时表现和工作过程的考核力度,运用一些“互联网+”技术,防止被考核单位“闭门造车”。转变考核方式,多沉到基层看现场、问群众。建立反向考评机制,做到“敢写,就要经得住审查”,对材料中的工作内容进行反向考核,将纸面变为地面,通过验证比对,让“政绩材料”现出原形。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建议,把政府文件、讲话材料、工作总结等文件材料,不涉及保密的向社会公开,以让那些“注水文件”无处遁形。  作为被考核单位,要把抓落实作为根本,这样总结考核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干货”。  近年来,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剑指年终总结考核形式主义问题的硬性措施。比如,浙江省杭州市在2014年下发《关于加强市直机关各类考核管理的通知》,2015年尝试推出“免检项目”86项并于2016年增加到260项,2017年又下发了《关于严格控制年终各类检查 切实规范考核行为力戒形式主义的通知》,从源头到过程对年终检查工作作出规范。这一持续“精简瘦身”的做法,值得各地借鉴。  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奖惩问责机制,为说真话、干实事的单位和干部撑腰鼓劲,对挖空心思编造“空心”材料却不抓落实者进行严肃问责,以此倒逼各级领导干部把责任扛在肩上,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在新征程激荡新气象。(本报记者 陈金来 通讯员 陈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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